第167章 年5月16日 北京（2/2）
穆局长又郑重地说：“虽然这么多年没联系了，我可以为徐登云同志作证，如果需要，我还可以写书面证明。”
“那就太感谢了。”
“当年的徐登云小组的报务员现在就在北京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工作，你还可以找她，我一会儿把名字和电话给你。”
“谢谢穆局长。”
穆局长语气沉重又说：“其实还有个情况你们可能并不了解，徐登云调到华南时刚刚结婚不久，他妻子仍然在华北，后来进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下半年我们在西北、华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妻子被捕后解往南京，后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了。直到解放后，徐登云才得知这一情况。”
方梅听罢一脸肃然，她以前在华北城工部工作过，知道穆局长指的是“王石坚案”。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山东文登人，曾为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1932年加入中共，1941年被中央社会部派往西安从事情报工作。6年间建立起了以西安为中心，连接跨越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高层次情报网络。1947年9月，他这个系统下属的北平秘密电台被保密局破获，电台台长李政宣被捕叛变，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王石坚系统44名地下情工人员被捕，牵连被捕人员123名，其中包括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余心清、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等人，其中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等五人在南京雨花台就义。王石坚本人亦被捕，并写下自白书。1949年到台湾后，出任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研究所”少将副主任。后因肝癌病逝于台北。
关于王石坚是叛变还是借此打入，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方面，他本人确实写下了自白书，招认了部分已经暴露的情报关系，并导致一些人被捕牺牲；可另一方面，其直接领导的重要情报人员、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并被誉为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人均未暴露，并且为保卫党中央以及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隐蔽斗争波谲云诡，绝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随着当事人的逝去，许多历史真相也许将永远成为谜团，最终随风而逝。这也是方梅为之肃然的原因。
停顿了一会儿，穆局长问：“徐登云现在在你们厅是什么职务？”
“徐登云同志是秘书处副处长。”
穆局长眼里闪过一丝讶异，微微摇着头说：“才是副处级干部？他的资历应该不限于此啊！我记得他应该是37年入党的。”
方梅有些尴尬：“徐登云同志身体不太好……有时候不能来上班……。”
穆局长笑了笑又说：“不过呢，从事我们这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斤斤计较的，从走进大门开始，就有做一辈子无名英雄的思想准备。有苦不说，有气不叫嘛！我们有的同志只身在敌营十多年，单线联系的上级牺牲了，无人能证明他的身份，长期忍辱负重；有的同志为了工作需要，直到解放后这么多年，仍然用当年掩护身份的面貌，而不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堂堂正正地生活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跟他们相比，徐登云已经很不错了。”
方梅由衷地点点头：“你们调查部门与我们公安政保部门是兄弟单位，就像共和国的矛与盾，我们的宗旨是一致的，那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华南分局社会部的首任部长谭政文同志就是我们公安厅的第一任厅长，我当年就是随谭部长从北京市公安局南下广东的。”
穆局长欣赏地看了她一眼。
方梅站起身：“穆局长，感谢您百忙之中约见我，也感谢您提供的证明情况。我在北京还要待两天，您的证明材料写好了打电话通知我，我过来取。”
“哦，等一下。”穆局长回到办公桌旁，从抽屉里找出本通讯录，翻了翻，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红蓝铅笔，边写边说：“我给你当年徐登云小组报务员现在的姓名和电话，你还可以去找找她，她对当时的情况可能更清楚。”
“谢谢！”
“你没有开车来吧，我让司机送你一下。”穆局长的态度已经大为改观。
“不用了，谢谢穆局长了，我从市公安局借了一辆车开。”
两天前还没从广东省厅动身时，方梅就给在北京市局三处当处长的老公打了电话，让他用钱中兴的名字在市局招待所订个房间；又给盐城市公安局的钱中兴打电话，要他跟严局长报告后直接去北京，在招待所住下，等她一同去中科院药物所，做黄非一案检材的复检。尽管省厅政治部对钱中兴的外调工作尚在进行，钱中兴也还没正式报到，可方梅觉得那只是手续上的事，她一刻也不想耽误案子的调查。
辞别穆局长后，方梅开着车，到招待所接上钱中兴，马不停蹄地直奔中科院药物所，把在上海药物所做过毒素检测的检材提交他们再做一次复检，等忙完已经是日头偏西了，如果不是钱中兴在，她很想回家看看已经年迈的父母。
方梅有好几个月没回北京了，这是她的家乡。她从小在西城胡同里的小四合院长大，父亲是在大学教书的知识分子，母亲则是知书达理的家庭主妇，温文尔雅的父母对这个掌上明珠般独生女的溺爱，反而造就了方梅风风火火的泼辣性子。耳闻目睹的贫富悬殊现象，让她很早就在心里埋下了改变社会不公的理想。长大后，方梅考入海淀的燕京大学读书，自幼的书香家庭熏陶，使她不出意料地成为文学系的高材生，并投身于学生运动之中。后来又在燕京大学入了党，成为华北城工部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作出过重要贡献，并直接参与了对旧北平市警察局的接收工作。随后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一员，甄别、清查、抓捕在新中国首都的潜伏敌特。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她就没离开过这座古城，直到随谭正文部长点名南下广东。
北京的春天每年都要刮几场大风，南下的冷空气裹挟着从蒙古高原南下的细细沙尘，无孔不入，覆盖全城的每一个角落，天际线也会抹上一层浑浊的赭黄色，连太阳都被遮蔽得气息奄奄，就像是每个春天都要举行的自然仪式，老北京们形象地把这叫做“下土了”。
小汽车在长安街上由西往东疾驰，到了广场往南一拐，经过大会堂东门，直奔前门东大街。钱中兴从来没有来过北京，他看着车窗外庄严的大会堂及其檐上高悬的国徽，心中感慨良多。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上停满了轿车，显然里面举行重要会议。
他们不知道的是，就他们路经大会堂的这一刻，在里面的河北厅，一场极为重要的会议刚刚闭幕，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及随后的贯彻，标志着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运动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