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年5月10日 广东省公安厅（2/2）

秘书处副处长徐登云

内保处副处级侦查员宋涛

政治部副处长林华堂

省公安学校党委委员兼教务主任陶广乾

这四个人她都认识，有的还很熟，平日里聊天时多少知道他们当年的情况，但从档案中系统了解还是第一次。

每个人的档案中，除了履历表、个人自述、入党自愿书、组织及个人证明材料、立功受奖情况、总结报告等材料外，还有一些在狱中的审讯情况影印件。

四个人入狱的原因又各不相同：

徐登云资格最老，他抗战之初便入了党，一直在部队从事敌工工作。1947年受社会部委派，成为社会部系统在华南一个情报小组的组长，1948年因交通员叛变而被指认被捕。他斗争经验丰富，被捕时敌人没有搜出任何证据证明他的真实身份，他一口咬定那个叛徒与他有经济纠纷故而诬陷他，企图逃废债务；因此虽在第一监狱中饱受酷刑，却一直没暴露真实身份。敌人拿不到确实证据，又不敢轻易放他，一来二去便等到了解放军解放广州。至今他的身上、脸上还留有酷刑的痕迹。

宋涛是本地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后在国民党的广州市警察局做刑事警察，因屡破治安大案，一时被人称作“神探”，历任警长、分局副局长。他是1947年被广州地下党发展成为中共党员的，1948年因上级被捕而被国民党党通局，也就是以前的“中统”循线索侦缉而被捕，关在广州第一监狱，因警察局同僚营救照顾幸免于难。解放时在接收旧广州市警察局工作、维持社会治安中贡献良多。解放后他在广州市公安局治安处工作，58年后调到省厅治安处，三年前岗位调整，转到内保处。

林华堂和陶广乾都是大学生，所不同的是林华堂读的是岭南大学，而陶广乾读的是更有名的中山大学。

林华堂大学没毕业就投身抗日，参加了东江纵队北江支队。1947年，他已经是第四独立大队的副政委。在一次战斗中，他率领的游击队被国民党军伏击，大部牺牲，他负伤后与十几名队员一道被俘，后被关押在广州第一监狱。从监狱的审讯记录影印件可以看出，他与被俘的同志毫不屈服、英勇斗争。1948年底，他与被俘的游击队员们毅然暴动，可惜绝大部分队员倒在了敌人的子弹下，只有他侥幸逃出。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他养好了伤，回到了部队。他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闽赣粤边纵队，解放后被改编成为公安军。1955年，他从公安军转业到省公安厅，现在郑家祥主任手下当副处长。

陶广乾则在上大学期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中山大学学生支部的负责人，后来成为广州地下党分管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1948年因组织广州大中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示威而被捕。由于没有暴露党内身份，加之他家里积极奔走、上下打点，最后只以“煽动学潮图谋不轨”的罪名判了五年徒刑，在广州第一监狱服刑。一年多后，广州解放，他先回到中山大学任教，公安厅筹备成立广东省公安学校时，调到学校任职。

方梅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反复看着档案材料，寻找着可能的疑点，心里盘算着如何开始调查。

徐登云的被捕没有旁证材料，而且幸免于难显得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到1948年底、1949年初，国民党大势已去，愈发凶残，对共产党员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好在徐登云在后来的干部自述中提到，他原来的上级现在在北京的某个保密单位任局长，她回北京时可以去进行一次外调。

宋涛是三年前才调到内保处的，以他的工作范围和权限，应该接触不到西江一号曾经发给台湾方面的情报内容，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嫌疑，毕竟国民党的中央警官学校与“军统”渊源颇深。

陶广乾的嫌疑相对轻一点，他在公安学校担任职务，很难了解公安厅内部的业务情况，但毕竟是省厅直属的学校，省厅的干部轮训就在公安学校进行，许多干部都是他的学生，想要获取情况并非难事。

而林华堂是经过战争考验的部队干部，他没有隐蔽斗争经历，简历看上去也无懈可击，监狱的旧档案里所记载的情况表现也很英勇，唯一的疑点在于，与他一同被俘的游击队员全都牺牲了，只有他幸免于难。

她又把第二个文件袋的材料拿出来认真地看了一遍，两相对照，这两袋材料中交叉重合的是徐登云、林华堂和宋涛三人，她的调查思路慢慢清晰起来。

她正苦苦思索着，传来两声重重的敲门声，还没等她发话，陈振忠推门进来：“方梅，你说你一个女同志，办公室搞得乌烟瘴气的，怎么抽烟比我还凶啊……呀！你昨晚没回宿舍啊？在办公室呆了一晚上？”

陈振忠一边抱怨，一边用手扇着风，走到窗前掀开窗帘，打开窗子，让屋里腾腾烟雾散去。

方梅笑着把文件收拾进档案袋，放进保险柜：“找我有事？”

陈振忠劈头说道：“你知道吗？郭副厅长可能很快会被免职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