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瑞之死——邵燕祥（转）（1/1）

1968年9月，我随广播局专政队转移到河北窦店路村。有一天，从田间回来，正往我住的院子走，又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他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我说说。”他用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刘宝瑞不顾“不许串连”的纪律找我说话，一是实在忍不住了，二是信任我。从1960年相识，有一阵成天一起整理老相声，至今也八九年了；在1968年这一届专政队，我当队长，劳动与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应，都是心照不宣的。

但到路村，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想来想去，晚饭的时候我找到跟他在一个班里的王决，他跟刘宝瑞比我还熟。我说，看宝瑞那样儿，得让他歇歇工了。王决也许能不露痕迹地向谁提醒一下。

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没停，想到刘宝瑞跟大伙儿一样不用出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

出屋洗漱，发现刘宝瑞他们那间房子情况异常。不但他们班里的人板着面孔，还有铁青着脸的“干部”出入。发生什么事情了？

早饭时，从别的班的嘁嘁喳喳里，模糊地听说刘宝瑞死了——并且说是吃安眠药自杀的。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一死了之；但也许就是因为“心口疼”，又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

我仿佛又看到他那双凄楚、绝望中残存着一线企盼的眼光，它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昨天我本该立马找到他们的班组长，直截了当地建议让刘宝瑞休息，不能再带病劳动，但我没有这样做，竟是因为自觉被专政的身份！

学习文件时，忽然通知我带上铁锨出去干活，走到了生产队一块低洼地，叫我们四个人赶在午前挖出一个坑来。

下午四点钟，刘宝瑞的尸体被抬来了。一位法医做了解剖后刘宝瑞入穴。

法医指出刘宝瑞的胃上有个穿孔，他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

1968年10月下旬，集中在路村的审查对象陆续返城，却只少了刘宝瑞。

（《北京青年报》2001。10。22）

（非天使：中国人麻木不仁明哲保身的习性，很早以前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