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之魏国篇——李悝（2/2）

4嬉禁。关于赌博的禁令。

5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

6金禁。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

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故《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李悝制定《法经》，是为确保政策法令的贯彻和思想的统一，贯穿了早期法家的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制原则；具体了任意杀人是犯法的，要治罪处刑，限制了奴隶主贵族随意杀害奴隶的暴行；体现了“重刑轻罪”的精神，呈现了“重典治民”的观点。以至于商鞅、韩非子继承了他的衣钵，进一步发展成“刑以止刑”的理论。

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因而富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究竟如何，已不可详，只能从《汉书》“食货志”的记载略窥梗概。他指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矣。”农夫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现象，造成粮食的减产，粮价因而上扬。然而“耀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对于统治者来说，“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也以，“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重农主义在商鞅手中达到了极致，他承继了李悝的办法而加以扩大，他体认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而且“农少、商多”的结果是“贵人贫、商贫、农贫”，因而极力抑制末业（特别是商业），而使游食者群趋于农，以达到“搏以于农”、“壹民于农的”的目的。史载商鞅的变法令云：

“大小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以免役的方式来奖励耕织，并以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怠惰贫穷的人。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为了达到地尽其利，乃“开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举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理的承认，宣布旧田制的终结，而造就了秦国的富强。

兵法说“带甲数十万，民有余粮弗得食也。”无论是经由重商或重农而求得国家富强，都必须在统治者的掌握中才能发挥效用。所以统治者在求国力整体富厚的同时，也都进行积聚。戎王闻秦缪公贤，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秦缪公号为贤主，尚且如此，中人以下，更无足数。战国时代，各国之积聚以粟为主。

苏秦说齐宣王曰：“齐粟如邱山”；说楚威王、赵肃侯、燕文侯皆曰：“粟支十年”。积聚的结果，当然加重人民的负担。由余在看了秦缪公的宫室积聚后，感慨地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田制与赋税改革后，地租由提供劳役（助、藉）改征实物（履亩而税、租禾），“相地而衰征”的结果，虽有使税负公平的作用，却也使税率超脱了原有的限制。鲁哀公喟欢“二，吾犹不足”，这“二”即便不是十分之二，也必定比什一要来得重。

春秋晚年齐国的情况是：“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晋国也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魏文侯更坦白地指出：“今户口不加，而租入岁倍，此由多课也。”

因此，列国争胜局面下的求富，是富了国君而农民依然贫苦，上下之间分配的不均益趋严重，求均的呼声乃应时而起。

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历史评价

司马迁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

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着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