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之春秋时代（2/2）

而自楚庄王后期所推行的王族政体也对日后的楚国影响极为深远。此后百余年间，子重、子辛、子囊、子庚、子南、公子围、子皙、子瑕、子常、子西、子国等楚国王室成员先后充当令尹，虽亦一度抑制了卿族势力膨胀，却日渐腐败直至沦丧，成为楚国发展图强的最大毒瘤。

春秋五霸之秦穆公

秦穆公（前682年—前621年），一作秦缪公，嬴姓，赵氏，名任好，秦德公少子，秦宣公、秦成公之弟，还是缪氏先祖。被史家之绝唱—《史记》认定其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继位后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国、芮国、滑国等。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人为良将。

秦穆公对戎人的胜利，周王特加祝贺，并赐金鼓，希望他擂鼓继续向戎人进攻；周襄王时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为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

当时君子：“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司马迁《史记》：“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春秋五霸之宋襄公

宋襄公（？－公元前637年），春秋时宋国国君。子姓，名兹甫。公元前650年至637年在位。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儿子，宋成公的父亲。

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宋襄公率领卫国、曹国和邾国等四国人马打到齐国，齐人里应外合，拥立齐孝公，宋襄公因此声名鹊起。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与楚国争霸，一度为楚国所拘。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楚兵强大，宋襄公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

《史记》中说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用现代的眼光看来，宋襄公在春秋乱世中不切实际地空谈古时君子风度，为了守迂腐的信条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并且把仁义滥用在敌国甚至是敌军身上，以至数次受辱。宋国不是大国，宋襄公打了败仗，证明他对仁义还理解不到位，或者说对自己的实力还不清楚，若宋有后来秦国的实力再讲仁义必然称王，而且不只二世。但是宋襄公不肯埋头发展，他也曾说齐桓公用管仲20年称霸，而他等不了。急功近利是他失败的地方，但讲信用宽而待人，却使他位列春秋五霸。

盘点春秋有名的战役和会盟。

晋楚拉锯：在前591年楚庄王死后，楚国霸业渐衰。晋国经历晋景公、晋厉公两代经营，渐渐超越楚国。晋国在前589年的鞍之战与前578年的麻隧之战中，分别打败齐国与秦国，国势复振。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发第三次巨战——鄢陵之战，晋国以获胜收场，楚国霸权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但不久晋国发生内乱，晋厉公被弑。这一阶段，晋楚实力大体相当，形成中原拉锯战。

晋悼公复霸：晋厉公死后，晋悼公继位，对内改革政治，任贤用能，驾驭群臣，对外联宋纳吴，慑秦挟齐，三分晋军，争郑疲楚，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压倒性强过楚国，中原诸侯皆附晋，晋悼公八年之内九合诸侯。晋国霸业复兴。楚国迫于晋国的再度强盛，不得不放弃对中原霸权的争夺。

弭兵会盟

晋悼公死后，君权再度下移，晋国六卿专擅国政，兴于内耗，意与楚国和盟。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国的华元与向戌发起，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

吴越争霸

当中原诸侯争霸战争尘埃落定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勾践求和。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迫使越王勾践向他称臣。继续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周元王三年（前473年），趁夫差在中原会盟诸侯而内部空虚的时机，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了最后一个霸主。

吴国，是姬姓诸侯国，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473年，历700余年，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越国，勾践卧薪尝胆是为美谈。而二者，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

邾分三国

邾国是子爵国，也史称邾子国，东周时期着名方国之一，古城在今邹城市东南12.5公里，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邾国的先祖是晏安，晏安的五世孙侠始封曹称曹侠，是曹姓国，晏安的十二世孙是夷父颜。夷父名克，字颜，另字伯颜，谥号邾武公，史称邾子夷父或邾颜公。当时齐国推行霸业，夷父颜响应随从，去各国奔走联络，曾夜宿滕国和薛国。邾原属鲁国的附庸，鲁国非常愤恨夷父颜的行为，被视为叛逆，借故向周王诬告夷父颜。

鲁是周王室同宗姬姓国，公元前678年，周王诛杀夷父颜，《左传》庄公十六年载有“邾子克卒”，时为周僖王四年。夷父颜被诛后，周王命夷父颜的同母弟叔术代理邾国君位。叔术名群，在曹姓公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位贤明有德的人，族人称他为群公子。叔术代位十多年后，夷父颜的冤诛才得以昭雪，谥号邾武公。

这时，代国君叔术又把国君位子，让给了他的侄子、夷父颜的儿子夏父，夏父继位后史称邾文公。邾文公在位五十一年，是邾国在位最长的一代国君。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今邹城峄山之南另立新都（见《左传》）。约在公元前643年前后，叔术来滥立国，滥国在今滕州市东南30公里羊庄镇土城村。至此邾国分立为邾国、小邾国和滥国，这便是史学界所说的“邾分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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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的后代们经过长期征战的洗礼，渐渐在晋国成为贵族。前550年至前497年，晋国国政把持在范氏、中行氏、赵氏、韩氏、智氏、魏氏的手上。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魏、韩四家。

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纷纷兼并其他小国，其中以楚、齐等大国甚之。到春秋末年，大部分中小国家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统治的的时代。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便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割据时代——战国。

周代开始大规模分封采邑与封国，据记载可能分封了400多个。到了春秋时期分封的封国只有120多个，后来发展成为鲁、卫、齐、晋、楚、宋、郑、秦、蔡、曹、吴、越十二大诸侯，还有一些小侯国。

春秋初年出现了“南蛮与北狄交”的局面，各国与四周少数民族交往甚繁，疆域变迁较大。到战国时又演变成为战国七雄。七雄的疆域十分广大，西边的秦发展到巴蜀、甘肃东部的洮水中游，北边的赵国北达阴山，东北边的燕国北达今河北东北、辽宁南部的辽河流域，南边的楚国到达五岭的北麓。

春秋时期开始设置郡县制，当时在天子辖地、诸侯方国内，都有“县”的政区设置。只是最初县与郡无隶属关系，县一般设在内地，而郡一般设在边区，故一般县小而地位高，郡大而地位低。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郡的完整的郡县制已初具雏形，为秦的郡县制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

春秋时期，中国五等爵，大国称公、侯，小国称伯、子、男，而吴、越、楚、徐、巴、蜀、义渠皆蛮夷之邦，故不用中国之礼，自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

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治象征的国君名号，有种种不同。按照西周时制度，周天子称“王”，受封的诸侯国君有公、侯、伯、子、男的不同称号，是周时的“五等爵制”。当然，就是西周时，除周天子称王外，边裔地区一些小国君长在国内也自称王。

进入春秋以后，除周天子仍称王外，楚国国君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开始称王，晚期的吴国、越国国君也称王，但是在中原的诸侯国家还是恪守着周时旧制，按封爵的爵位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相称，如宋国君称“公”，晋国君称“侯”，秦、郑国等国君称“伯”，邾国君称“子”，许国君称“男”等等。在中原国家的意识中，周天子地位虽然微弱，“礼乐征伐”已“自诸侯出”了，但“王”号还是由周天子独享。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同晋国争当盟主，晋国向吴国提出“诸侯无二君，周无二王”。夫差于是取消“王”号，不称“吴王”而称“吴伯”，参加盟会。可见，即使到春秋晚期，中原诸侯还是不能随便称“王”，也反对他人称“王”，把径自称王的国家视作“蛮荆”、“淫名”的化外之人，国君名号虽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区别，但在国内，它们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年），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兵农合一”是周代兵役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在春秋时代仍然表现得很鲜明。《周礼·地官·大司徒》在谈到周代居民组织时说：“令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

《小司徒》谈到周代军事组织时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比”、“闾”、“族”、“党”、“州”、“乡”与“伍”、“两”、“卒”、“旅”、“师”、“军”就是村社居民行政组织与军队的军事编制两两相应、互相统一的。而这种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正是“兵农合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春秋时齐国的军事制度就是这种典型的“兵农合一”制度。

春秋中期桓公时期齐国是天下第一。而秦晋守西，燕齐守北，齐国本来就是仅次于晋的天下第二诸侯，而且沿海地区贸易发达，背山靠海，生活较中原腹地稳定的多，所以一直很强大，战国初期田齐代姜齐时齐也是仅次于魏，所谓天下三王就是楚，魏，齐。

齐国在整个东周基本实力都在三甲，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强在文化经济上，军力上不弱但并无法称雄天下，齐国出名的叫技击之士，就是类似于侠客那种，可以当做轻步兵，打仗未必好使，所以叫齐之技击不如魏之武卒。

为了鼓励秦军士气、激励勇战精神、提高军队战斗力，商鞅在军事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个主要方面便是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具有秦国特色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度。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具体以斩获敌首多少授予相应的爵位，凭爵位高低享受不同等级的田宅、衣服、臣妾，而无军功者即使是宗室贵族，也不得拥有爵位、不得超越规定标准占有田宅、臣妾。连穿衣着屦都有限制，不得任意铺张，“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入）兵官之吏”。

着名战役之繻葛之战

战争的起因：春秋初期由于西周的灭亡导致了郑国的迁徙（郑国本来在陕西，因为西周的灭亡迁徙到了河南），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有郑国和周边诸侯国的矛盾，也有周王室和郑国之间的矛盾。

繻葛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只有周天子拥有制作礼乐及发令征伐的权力的传统从此消失。继郑国之后，齐国、晋国、楚国，秦国等大国先后兴起。诸侯争霸，周王室无力征讨，天子之位，形同虚设。

先以战车冲阵，让步兵在后跟随弥补空隙的“鱼丽之阵”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

鞍之战

鞌之战又名鞍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发生于前589年的一场战斗。作战的地点是鞍。

鞍之战也是极具春秋时期战役特点的一战，其中包括的细节有，交战之中追到了敌方国君的战车不先抓人，而是先行君臣之礼；战场上因为认定对方是“君子”就不射杀等等。这些细节只有在我们国家的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才可能见到的。

公元前589年，齐顷公率齐军讨伐鲁国及卫国，鲁国及卫国派使者至晋国求援。郤克随即率晋军车八百乘，讨伐齐国以救鲁、卫。韩厥在出战前的那天梦见自己的父亲子舆警告他不要站在战车的两侧，以防被射杀。他因此站在车的正中。他在追赶齐顷公的时候为齐侯驾车的邴夏认出他是个君子，要让人射杀他。齐顷公认为他是君子还射杀他不礼。因此射杀了韩厥的左右。齐顷公出战时轻敌，马不被甲，人不早餐，就上阵出击，结果被晋军大败。齐顷公在逃跑时为了不被人认出，和下属逢丑父替换衣服。他们被晋军中军司马韩厥追上，韩厥下马行礼，逢丑父假装命令伪装的齐顷公去打水，齐顷公因此才逃脱了被俘虏的命运。

鞍之战中，晋国出场的主要人物郤克、范燮、韩厥、栾书等都出自是晋国有名的“十大夫”家族。

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是发生在中国春秋时代齐国与鲁国之间的一场战役，发生于前684年的长勺（今山东省莱芜）。此次战役是继前685年“干时之战”后齐、鲁另一次重要战役。鲁国在此次战役取得胜利，间接促成数年后齐鲁息兵言和。

齐、鲁两军对阵于长勺。曹刿深知，鲁虽因乾时之败而军力弱于齐，但抗击齐军入侵则占人和、地利优势，且作战制胜靠“气”，“气”的变化可使强弱易位，“气盈”则胜，“气竭”则败，故未战即确定避敌锐气，待敌疲再反攻，以“气”制胜。两军布阵方毕，庄公按照当时通行的两军相对推进、互为进攻的惯例，欲击鼓挥军接敌，被曹刿劝止。

齐军两次击鼓前进，鲁军都按兵不动，只是严阵以待。齐军见鲁军反常之举而疑虑之心愈重，更因两次进攻耗损体力、消减锐气。当齐军第三次击鼓，发起冲击时，已是兵疲意沮，气竭志衰，战斗力大为削弱，鲁军则因以逸待劳而保持高昂斗志、旺盛体力。曹刿抓住“彼竭我盈”的有利时机，建议庄公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数量占优势的齐军。庄公急于追击，又被曹刿劝止。为防备齐军佯败设伏，曹刿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痕迹，又登上车轼眺望齐军旌旗，见“辙乱”、“旗靡”，判明确实溃败，乃请庄公下令追击，将齐军逐出鲁境。

泓水之战

泓水之战是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宋国与楚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30里）发生的一场战争。楚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战争以宋国失败而告终，宋襄公也因此战受重伤而丧命。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也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所进行一系列战争的第一场大战，据说是先轸的谋划。

前632年，四月初四，楚军和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子玉自杀。

晋文公十年磨一剑，打败楚国是他整个生涯最辉煌的顶点，晋国的国势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城濮一战，晋国君臣协和，决战前，“伐谋”、“伐交”，争取与国，分化敌盟，壮大自己，力求战略主动；决战中，料敌而谋，由弱及强，各个击破，以奇制胜。楚军谋不为先，坐失战略优势，君臣意气用事，主帅骄傲轻敌，判断失误，受制于人，终致兵败。

民族

春秋时期的主体民族就是华夏族，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下游一代。周朝初期分封了20多个列国，后来逐步慢慢演变为晋国（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齐国（山东）、鲁国（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卫国（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宋国（河南商丘）、郑国（河南北部中部），成为华夏族系邦国的核心。

在周边还有许多四夷部落，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华夏四夷的五方格局。其中东夷中以淮夷影响较大，主要活动在今江苏盱眙、山东曲阜一带，活动在淮河以南的徐夷（戎）也有较大的影响。

西戎中以西戎八国影响较大，这八国即绵诸、绲戎翟、源、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戎人，活动在甘肃、陕西、宁夏一带，另还有骊戎（陕西临潼）、犬戎（陕西凤翔一带），晋北有楼烦、燕北有山戎等。北狄主要是指太原盆地一带的北戎，即太原之戎。到春秋晋国一带形成了群狄邦国。南蛮系统在西南有巴和蜀两个大的邦国，巴的地域内除巴人外有濮、赉、苴、共、奴、夷、儴、蜑等。

蜀有地域内除蜀人外，还有滇、僚、赉、僰、僮等。西周初年楚子熊绎开拓楚国，周边同时形成四十多个邦国，较出名的有邓、英、夔、江、六、蓼、庸、舒、唐、顿、胡、杞等国。在东边，以百越民族系统为背景形成了吴、越两大方国，影响北到山东南部、西至江苏与安徽交界处，南达太湖，东至于东海。

《春秋左氏传》评价：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光明日报》：翻开春秋时期的社会历史，不难看到其中充斥的血污和战乱。